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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危機新觀察
梁強 2016-07-28 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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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亞親俄派與親烏派示威者對峙


20世紀末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東歐中亞地區的大部分國家仍然處在轉型的大變動中。從社會變革的角度講,這意味著從一種社會制度向另一種社會制度的演變;從民族國家形成的角度講,意味著大多數國家從一個國家內的行政區域向獨立國家的轉變。盡管已過去了20多年,但這些國家轉型的過程尚未結束,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依然是這些國家的主要政治議程。這是了解和辨析當前烏克蘭危機的重要歷史背景。

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不僅影響了人類社會發展進程,而且使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兩極對立的世界格局徹底瓦解,世界向多極化的方向發展。從2008年俄格戰爭起,俄羅斯與西方陷入了對抗—重啟—對抗的惡性循環,這次烏克蘭危機更使雙方的敵意達到了冷戰結束后的頂點。這充分說明世界還處于動蕩的過渡時期,世界新格局依然在形成過程中。戰爭和軍事入侵的方式雖然被國際社會廣泛否定,但大國之間以政治、經濟、貿易、能源乃至人員文化交流等多種手段對勢力范圍的爭奪仍持續進行。

蘇聯和東歐始終是中國探索自己發展道路上的一面鏡子。這些國家轉型中的做法對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革不僅具有理論上的觀照和啟發,也具有政策警示和借鑒意義。比如強化執政能力建設,堅定發展和滿足民生需要,維護主權領土決心,加強民族凝聚力和政治共識,尋找最大公約數等。面對危機,不同政治立場,不同觀察角度,得出的看法肯定不同。但事實是繞不過去的。只有對復雜的事實進行認真梳理,仔細厘清,深入辨析,才能透過表象認清危機的本質,做出符合歷史潮流的判斷和決定。


東西方分裂與民族認同


烏克蘭危機表面上看是其內東西部裂痕太深,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的民族沖突不可調和,甚至還有人提出了烏克蘭本身面臨著嚴重的民族國家認同問題。這實際上是一種過于簡單化的分析。

認同作為一個政治概念,更多是指身份認同,而非觀點認同。烏克蘭的民族分裂不同于南斯拉夫那樣是多個主體民族之間的分裂,也不同于伊拉克、阿富汗那樣的各部族相互之間的沖突,烏克蘭的主體民族就是烏克蘭族,不存在其他民族。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烏克蘭內部不存在身份認同問題。除了克里米亞,俄族人口在烏克蘭各地都占少數,在西部的比例就更少了,而所有烏克蘭人在烏克蘭民族國家的認同上都是一致的,是沒有任何歧異的。這一點在烏克蘭獨立之初就獲得了內外廣泛的法理認可。東部出現的獨立和分裂傾向,更多是一種親俄的政治訴求,而非從烏克蘭脫離。所謂的烏克蘭民族認同問題,其實是一個偽命題。當然,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與烏克蘭作為一個新獨立的民族國家,在強化國家認同和民族凝聚力方面做得不夠,缺乏中央權威都有很大關系,但這是屬于另一個技術性范疇的問題。

烏克蘭的分裂實際上是另外兩個問題的凸顯:一是烏克蘭民族內部的不同政治觀點造成的分裂,也就是同一身份認同者的政見之別。二是蘇聯時期遺留下來的俄語居民的地位問題。占主體地位的要求回歸,占少數地位的要求確保其權利。這兩種都不是不同民族要求自決獨立造成的分裂。

烏克蘭東西部經濟差別是客觀存在的:烏克蘭的工業基礎在東部,西部則是農業大區,這決定了兩個地區居民的經濟利益訴求肯定不同,相應地各自的政治觀點乃至生活方式也不同。再加上獨立后西部與歐盟往來較多,首都基輔也在西部。所以西部人對東部人有這樣一種印象:你有錢,但是你可能沒有什么文化品位。而這與兩個地區居民的民族屬性沒有直接關系。在加入歐盟問題上,這一點表現得尤其明顯。烏克蘭西部是農業主導,有很多剩余勞動力,所以他們希望去歐盟打工,增加自己的經濟收入。比如一個在基輔打工的保姆,一個月的工資是三四百美元,在東部就更低。如果她去歐洲國家,可能達到1000歐元的月收入。東部人對加入歐盟也是有愿景的。但是他們有自己的工廠、企業、就業機會,這方面的愿望顯然沒有西部強烈。而且加入歐盟的話必須進行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這將直接涉及到東部傳統工業集團的利益。這種差別在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時首次以政治對立的形式表現出來。當時叫做“橙藍對立”。橙色代表西部農業利益,東部是藍色陣營,代表部分工業寡頭利益。所以烏克蘭的東西部矛盾實際上是同一民族內部的不同地區、不同人口之間的矛盾,是不同階層、利益集團和政治傾向的矛盾在地域上的一種特殊體現,其本質上與泰國的政治內斗性質是一樣的。烏克蘭的政治人物為競選的需要有意識地強化東西部差別,甚至人為操縱和放大,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烏克蘭還面臨著俄語居民地位的問題。這是泰國持續內斗卻未殃及國家統一而烏克蘭卻出現領土喪失和東西部分裂的最根本原因。這也包含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在烏克蘭的俄羅斯人如何保障自己的權益。他們有獨立或者回到俄羅斯的傾向,也有希望保障他們作為少數民族的權益的政治訴求。這實際上是蘇聯解體遺留下來的問題,算不上特別久遠的民族問題。第二個層面是烏俄之間的領土糾紛,這一點在克里米亞問題上體現很明顯。這兩個問題是蘇聯解體后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與俄羅斯關系中一個很普遍的問題,但很少有像烏克蘭鬧得這么嚴重的。究其根本,如果沒有俄羅斯作為后盾和強有力的支持,這些問題是不可能這樣大規模爆發的。所以烏克蘭現在的民族問題其實是烏俄關系問題。這也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蘇聯解體后遺留在獨聯體各國的俄族人口始終是一個“定時炸彈”,一旦所在國出現政經動蕩,或者與俄關系嚴重交惡,就可能會遭遇同樣的處境。


顏色革命與轉型


理論上,只要是人民自發的民主運動都具有天然合法性,一個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政權,必然要被人民所推翻。但在現代社會中,人民的民主運動由于不同的政治土壤,表現出了不同的形式,結出的果實也不同。西方成熟民主社會的街頭運動,如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法國的學生運動、西歐諸國的罷工抗議等,形式各異,但有兩條共同的底線:在法律框架內進行,不影響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運行;有一個共同認可的權威,在國家大政問題上有基本的共識。這確保了街頭政治運動在最大化地釋放民眾意愿的同時,也能將消極影響降到最低。發生在轉型國家的“顏色革命”則無一例外都突破了這兩條底線,因而其實踐中的危害性要遠大于促進性。

烏克蘭危機的肇始要回歸到2004年的“橙色革命”。與其他街頭革命不同,“橙色革命”的導火索并非通常的貧窮和貪污腐敗引發的社會問題,而是普通民眾多年醞釀起來的追求政治民主和更多公民自由的政治訴求,是為了打破蘇聯解體后出現的威權體制的束縛,使烏克蘭在各個領域都加速向歐盟標準靠攏。但其結果卻與當初設想的截然相反,民主的許多弊病反倒成了影響烏克蘭發展的主要掣肘。

首先是總統議會制還是議會總統制的府院之爭。這在威權國家是不可能出現的問題,在烏克蘭則成為制約其政治運行的結構性因素。這樣的權力對峙首先有利于反對派而非當權者,因此無論哪個政黨、哪派政治力量執政,都無法形成一個有效的中央政權,最終形成了府院對峙的政治死結。其次是領導人的政治品行。“橙色革命”后上臺的歷屆領導人都是從選票政治出發,希望盡可能快的“兌現”手中的權力,而不是推行一項中長期的發展戰略。他們缺乏政治家應有的政治信仰,更遑論政治領袖的凝聚力和掌控力。烏克蘭的一位獨立議員嚴厲地指出,由于憲法和它所代表的中央權威的缺乏,這些領導人“不僅看不到法律,而且忘掉了基本的政治行為準則,開始在公開的舞臺上為了私利而爭斗”。最后,是政黨組織的渙散。“橙色革命”后大眾政治的勃發大大降低了普通民眾參與政治的門檻,也為利益集團控制國家提供了新的渠道。為快速實現進入議會的目標,政黨淪為金錢和選票的橋梁,甚至直接成為寡頭的代言人。不但無意承擔國家發展的重任,也缺乏必要的組織結構和綱領理念,所有行動均以實現政治分肥為根本目標,沒有任何政治忠誠度可言。一旦本黨領導人失勢,立刻脫黨甚至轉黨。2010年尤先科競選失敗及這次亞努科維奇逃離基輔后,議員大規模集體政治跳槽就是例證。

參加街頭革命是烏克蘭相對下層人民的選擇,大多數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中產階級很少,體制內的人幾乎沒有。這種年輕人大多為自由職業者,還有一部分是從歐盟打工回來的人。國內參與者主要是季莫申科的鐵桿擁躉。后者在2001年發起的“烏克蘭沒有庫奇馬”的運動,是烏克蘭街頭革命的開始。她永不妥協的政治宣言也恰恰迎合了底層民眾的心愿,言下之意“除非徹底改變現有的利益格局,否則不管統治集團做什么,我都不會妥協”。問題是她的這種極端性的政治主張,對這個國家的長遠發展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許多理性的知識分子或有產階級對街頭革命表現出失望和厭倦的情緒。他們當中許多人都是“橙色革命”的參與者,對亞努科維奇政權也極度不滿,但卻并未參加這次抗議活動。因為他們從顏色革命這十年的觀察中得出一個結論,在烏克蘭,政治無非就是政客們利用人們的政治激情和民主訴求去實現自己的利益而已。而一個真正的政治家,應考慮的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而不是自己奪取權力、實現利益集團的利益。烏克蘭獨立后的四任領導人都未能做到這一點,所以烏克蘭人的共識是,烏克蘭沒有政治家,只有政客。如果領導人能有一個中長期的戰略眼光,奉行一個很好的全國性政策,前述的東西政治對立是完全可以彌合的。

民主與集權都只是政治形式,公平正義才是政治的價值觀和最終目的。在這場國家利益與政黨利益的艱難博弈中,烏克蘭的國家發展成為了最大的犧牲品。烏克蘭人必須反思,為什么自己的國家會有長達十年的停滯乃至倒退?為什么一次政權更迭會使國家蒙受重大的主權領土損失,乃至面臨國家分裂的風險?歸根結底,他們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國家需要什么樣的領導人和什么樣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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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外交與主權獨立


烏克蘭危機的主要外因是外部勢力對這個地緣政治夾縫中的國家的爭奪。就像性格決定命運一樣,國際政治中一個國家的地緣位置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國的基本外交框架,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地緣政治的含義。像烏克蘭這樣左右都是強鄰的情況下,只能奉行平衡政策,向任何一方“一邊倒”的政策都是沒法維持下去的。烏克蘭第二任總統庫奇馬就提出,在歐洲和俄羅斯之間奉行平衡外交是烏克蘭的一個國策。之后的領導人,包括以親西方立場上臺的季莫申科和尤先科,實際上都在奉行這樣的平衡政策,并且以憲法的形式規定了烏克蘭的不結盟地位和不加入北約的國策。

加入歐盟雖然更多意味著一種經濟上的選擇,但同樣不能違背東西方平衡的政策。早在烏克蘭危機發生前半年,亞努科維奇就已經跟俄羅斯主導的關稅聯盟簽了備忘錄。烏克蘭雖然沒有作為法定成員正式加入,但有建議權和投票權,成為事實上的觀察員。之后烏克蘭政府的工作重點就是跟歐盟簽署聯系國協定,以實現對外經濟一體化上的東西方平衡。但是他沒有抵抗住普京的壓力,自己把這個平衡外交政策破壞了。而加入歐盟的戰略在烏克蘭國內有很強的政治基礎,而且跟歐盟簽署聯系國協定作為一種既定政策已經是舉國皆知了。所以亞努科維奇最終延遲簽署的決定,違背了很多利益集團和普通人的政治期望。如果他能抵抗住普京的壓力簽了聯系國協定,奉行了相對平衡的政策,反而不會引起國內的反彈,不會引發現在這種領土丟失、國家面臨分裂的危險。

普京之所以對烏克蘭加入歐盟反應如此強烈,一個根本的原因是擔心2004年顏色革命后烏克蘭加入歐盟的動機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再是純粹的經濟動力或者說是東西方平衡的舉措,而是想要借此實現脫離俄羅斯的政治訴求。用烏克蘭官員自己的說法是,比起加入歐盟,烏克蘭更不愿加入關稅同盟。也就是說,脫俄的動力要更大于入歐的動力。這是莫斯科絕對不能允許的。在2000年波羅的海三國加入歐盟時,普京實際上就可以利用波羅的海艦隊、俄語人口、能源供應等武器與西方斗法,只是他初掌權力,根基不穩,猶豫不決中犯下了戰略失誤。還有一點就是,烏克蘭對自己的國家屬性未獲得理性認識。波羅的海三國與俄國的歷史是負面的,即便沒有歐盟,波羅的海三國也會加入斯堪的納維亞共同體或其他地區性組織,借以宣告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新身份認同,徹底撇清與俄羅斯的關系。烏俄歷史則基本是正面的。二戰后烏克蘭實現了歷史上的首次統一,利沃夫、克里米亞等領土都是蘇聯為其爭來或賜予的。烏俄間的矛盾屬于正常的國家間矛盾,而非大是大非問題。正是在這一點上烏克蘭犯下了根本性的錯誤,不從自己的實際情況出發盲目追隨波羅的海三國的道路,結果最終吞下了苦果。

內外政策的獨立性是一個國家的最高要務。如果一個國家不追求獨立的話,那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但這種獨立如何確保,需要政治家根據實際情形審慎決策。尤其是像烏克蘭這種地緣政治夾縫中的國家,它的獨立性怎么表現?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作為一個中等國家,首先要做的就是相信自己的能動性,不要完全指望和依賴于任何外部力量,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尋找和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其次,在國家發展的重大問題上凝聚共識非常重要,必須謀定而后動,而不是在混亂和分歧中就大張旗鼓地推進,否則只會激化矛盾。烏克蘭未來的新領導人一方面要把國內擺平,另一方面在國際上必須堅持獨立。不能觸犯強鄰,但也不能什么事都聽鄰居意見,必須要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烏克蘭是東西雙方都想爭取的,它完全能利用這種大國的爭奪,在中間保持一種微妙的和動態的平衡,它可以有多種表現:比如哈薩克斯坦既親歐又親俄,土庫曼斯坦是既不親歐又不親俄的中立外交,還有烏茲別克斯坦這樣一時親歐一時親俄的鐘擺式平衡,以及在某些問題上親歐,在某些問題上親俄的吉爾吉斯斯坦的純粹的實用主義平衡。烏克蘭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或者說創造出最適合自己的平衡外交,化不利為有利,實現入歐不脫俄的雙贏結果。當然,這需要時間、智慧、諒解和協調。

(作者注: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所外交室副研究員韓克敵及烏克蘭室各位同事,文中許多觀點的形成得益于同他們的“激烈”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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